来源:NOEMA(Rebekka Dunlap 创作)

跨越分歧是唯一选择

在全球问题激化的关键时刻,国际之间应携手合作,共创美好未来。

2007年-2010年任英国首相,1997年-2007年任英国财政大臣。

2021-01-04 / 阅读时长 7 分钟
NOEMA 首发 译文

本文节选自2020年11月20日,21世纪理事会成员、英国前首相戈登·布朗在“读懂中国”国际会议(广州)上的主旨演讲。此次会议,他与21世纪理事会主席、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,印度尼西亚前总统梅加瓦蒂等多国前政要通过视频与会,并发表主旨演讲。

在这个全球动荡不安的时刻,我们若想保持国家和谐稳步发展,就必须摈弃过去几种全球治理的传统方法。如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所言,我们必须“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,抛弃关起门来的狭隘态度”。

在那些陈旧的全球治理方式中,华盛顿共识,即一种优先考虑自由化、去监管化、私有化和低通胀的经济意识形态,甚至在华盛顿也不再得到支持。而另一种我称之为“PPN”的保护主义、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关税、壁垒和孤立。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最近已演变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对抗,将世界划分为一座座“孤岛”:如美国优先,等等。

有些人提及经济冷战,就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的“冷战1.5”。有些人提及“经济铁幕”,用军事战略竞争的零和隐喻,而非健康经济竞争的正和视角来看待世界。还有一些人认为,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面临彻底瓦解,演变为相互排斥、各自独立的体系。

然而,我们都清楚,无论华盛顿共识、民族主义亦或“一球两制”的未来绝不是前进方向。唯有“负责任的合作”,比如,在尼古拉斯·博古睿(Nicolas Berggruen)和内森·加德尔斯(Nathan Gardels)提出的“地球现实主义(Planetary Realism)[1]” 基础上建构国家社会。

基于这一愿景的议程,即各国在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,又能同时管理好潜在竞争和冲突领域的方案会是怎样的呢?我认为,中国、美国、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可以通力合作,对一些全球性问题进行全球应对、携手解决。

“负责任的合作”的核心是实现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,即到2030年,消除绝对贫困,普及基础教育,实现可避免的婴儿、孕产妇死亡率零增长,扭转气候变化局面。然而,前进的道路充满曲折。例如,我们决心到2030年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穷,但今年全球贫困率不降反升,这还是20多年来的第一次。

“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应对,携手解决。”

马丁·路德·金(Martin Luther King)曾说过“刻不容缓”,并提醒可能为时已晚。如果我们要就债务、国际货币供应和全球财政协调方面采取行动,目前已临近午夜。

当全球从新冠疫情转向经济复苏时,值得回想的是,在2007-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,由于我们对货币财政政策进行了协作调整,贸易和经济发展相比各国各自为政呈现双倍增长。在那次复苏过程中,只有10%的财政刺激举措是针对环境保护的。而今,我们要兑现“碳中和”承诺,就应将大部分刺激措施实施在“绿色新政(Green New Deal)”。

在气候变化领域,到明年(2021) 11月,格拉斯哥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之前,我们可以敦促各国商定中期目标,就“绿色新政”达成一致,以重振世界经济、减少化石燃料补贴、鼓励合理碳定价、支持新技术、做好林业碳汇工作,并帮助最贫穷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。

这场危机也表明,迫切需要对全球机构进行全面改革。全球大约有8000万同胞是难民或被迫流离失所,这个数字几乎和德国人口一样多,而联合国所需人道主义援助却得不到足够支持。供需矛盾每年都在扩大。联合国有人道主义职责,但缺乏资源;世界银行有资源,却没有人道主义职责。

以上困局有三种解决途径:一是扩大增收各国已经支付的联合国维和费用,将同等重要的人道主义工作预算包含在内;二是代表联合国发行永久债券,会员国每年支付利息;三是,鉴于世界银行在市场上的资金筹集能力,我认为此乃协调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工作的最佳时机。无论我们做什么,我们都必须摆脱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、营养不良和早逝的现状,需要为全球教育重新融资。为此,我建议中国考虑加入新的国际融资机制,这将最大限度地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可用资源。

病毒传播不分国界,我们的应对也不应分彼此。我和一些人提出了一个为全球卫生提供担保的融资方案。世界卫生组织许多有关卫生的倡议,如COVAX[2],仍像根治天花一样,依赖于自愿捐款、四处募资,缺乏疾病攻坚、疫苗研发、开发治疗治愈方法的稳定基础。

每年有数十亿本应用于医疗和教育的税收收入流失到“避税天堂”。2009年,20国集团(G20)将自动交换涉税信息纳入全球议程。现在,必须设定一个最后期限,并发出明确信息,那些拒绝自动交换税务信息、无法充分披露公司和信托受益所有权的国家应将被制裁、排斥和孤立。

“迫切需要对全球机构进行全面改革。”

我们还须共同努力,推进现有国际机构改革,使之适合于防止出现“一球两制”的状况。我们需要认识到,世界重心正从西向东转移,近60%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亚洲大陆。尽管估算不一,到2030年,亚洲中产阶级的规模(特别是中国和印度)可能达到近23亿人,占世界总人口的65%。到2050年,全球20大经济体名单中,可能会有10个来自亚太地区,除了韩国、中国、澳大利亚、印度和日本之外,还有巴基斯坦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中国台湾和菲律宾,以及孟加拉国。

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曾提及要建立一个“民主联盟”,即西方国家加上日本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澳大利亚、韩国等其他国家。而中国已经倡导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(AIIB)、新开发银行(NDB)和丝路基金(Silk Road Fund),并可能加入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(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,简称TPP),而新的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,简称RCEP)覆盖了全球经济的近三分之一。不难想象,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将成为比肩世界银行的多边开发金融机制,AMRO(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)和《清迈倡议(CMI)》将会发展成为一个“亚洲货币基金组织”的趋势也并不难想象。

但更好的办法是对G20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和世界银行( the World Bank)进行改革,使其更高效、更具代表性。当前,欧洲、美国和日本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的15%左右,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5%左右的投票权。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40%以上,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却只有18%。仅中国就拥有近20%的世界人口,只有6%的投票权;像印尼这样的新兴国家,其投票权不足1%,但仅有印尼八分之一人口的沙特阿拉伯,投票权却是印尼的两倍有余。

这种不平衡不可持续。与其退回各自的“孤岛”,不如就联合国根本改革达成共识。中国在2019年联合国改革文件中推动了几乎无人会反对的实质性改革,包括提高透明度、强化和平安全支柱、精简内部管理。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,并积极推动维和部队招募的地域多样性,以及针对维和特派团的具体要求制定“明确、可行、重点突出的授权”。

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具代表性和改革性的安全理事会,不仅需要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,还要重新评估否决权。例如,通过机器学习和5G等领域数字软硬件的互操作性和共同规则,联合国将在防止核扩散和促进全球数字高速公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。与此同时,当我们面临数字贸易管理、跨境数据流动和航空等服务新问题时,区域组织应该是世贸组织(WTO)的助力器,而非替代品。而且,我们必须找到让亚洲和西方共同减免债务、支持非洲发展的途径,或许扩大改革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不失为一个选择。

当我们携手向前,不仅根治了天花、控制了艾滋病病毒、根治了小儿麻痹症,还处理了臭氧层问题、2005年的债务减免、2009年的G20集团合作、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……这些昔日成就带给我们希望。人们需要希望。据说,一个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可以存活40天,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可以存活8天,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下能存活8分钟,但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存一秒。从此刻开始,我们将密切合作,就全球问题商定全球解决方案,给人们带去最需要的希望。

译 | 刘馨蔓


*尼古拉斯·博古睿系博古睿研究院主席、创始人;内森·加德尔斯系博古睿研究院联合创始人、Noema杂志主编。

[1]详见2020年10月16日,博古睿研究院Noema杂志发表的Planetary Realism一文。文章认为,21世纪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将是冲突与合作的共存状态,而倡议“地球现实主义”是避免世界越来越分裂的最佳选择之一。

[2]即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,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、世界卫生组织和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共同提出并牵头项目,拟于2021年底前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,供应给“自费经济体”和“受资助经济体”。

(本文原文为英文,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,发表于2020年12月8日。版权所有,未经允许请勿转载)